規劃在先
“很多城市想實現低碳目標的初衷是好的，但應該重質量，把低碳理念切實貫徹。”北京清華規劃城市與建筑生態設計研究所所長栗德祥提醒業界。
在以“低碳”名義的新城市運動中，“目標應該是又好又快，但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經把‘快’放在了首位。”栗德祥指出，這樣的發展心態并無益處，部分地區主張“大項目快上馬”，表現是動輒“數平方公里大園區，計劃3~5年建成，按照這個速度，設計的時間周期怎么辦?施工周期怎么辦?”他認為，缺乏縝密的規劃，建設是粗糙的，一旦不可持續，反而造成大量浪費。“把‘好’放在前面，一定要給足夠的時間。”栗德祥言辭懇切。
奧雅納(中國)咨詢服務公司規劃發展總監葉祖達也指出，低碳經濟的概念應融進整個城市規劃體系，從總體規劃開始有比較完整且成體系的階段性目標。
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更旗幟鮮明地提出：低碳其實是一個系統工程，從空間布局來看，涉及新城建設。應考慮人的因素，考慮城市的空間、功能定位，通過城市結構調整，使城市的區域在功能上發生轉變。
延續了近一個世紀郊區化的美國，終于認識到擁有大塊基地的獨立式住宅已變得越來越不切合實際，一個家庭維持兩輛小汽車的花費太高。蔓延式的分散布局使得城市必然造成過分依賴汽車出行，不利于節省土地、節省能源。
業內人士給出的建議是：發展緊湊型城市。對于大城市，可以中心城區為核心，以公共交通為發展軸，軸上串結次級中心的軸心結構，從而使得能源利用得到整合。
此外，把城市土地使用規劃和城市道路交通規劃、建筑布局真正結合起來，才能提高城市規劃、土地使用、建筑物基礎設施的效率。
在探索的道路上，諸多專業組織正試圖為低碳城市、低碳城區、低碳建筑的實現尋找更切實有效的方法，康進強調：按照低碳的理念去規劃城市成為低碳城市實現的先決條件。
公元2010年，翻開“后哥本哈根時代”的第一篇章。能源約束與氣候變化影響不可逆轉，改變命運，惟有重申自然契約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,世界各國必須進行一場“哥白尼式的低碳革命”。
低碳的呼吁之聲，成為兩次工業革命由碳基能源利用而創造了寶貴物質財富之后的“另一面”。從煤氣燈到蒸汽機，高聳的煙囪和隆隆轟鳴的工廠，打破了古樸田園生活，王宮、城墻、集市這些古代城市的典型符號慢慢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樓林立，錯綜復雜的路網和飛奔的車流。
顯然，讓地球家園健康可持續，人類社會需要向低碳模式進化。但必須重申達爾文《物種起源》中關于生物進化的核心觀點：生物之間存在著生存斗爭，適應者生存下來，不適者則被淘汰，這就是自然的選擇。生物正是通過遺傳、變異和自然選擇，從低級到高級，從簡單到復雜，種類由少到多地進化著、發展著。
向低碳進化，而不是退化，這就意味著，達成碳排放下降的約束性指標并不能以犧牲宜居生活為代價——低碳，并非重回原始。
英國、日本等國發展“低碳經濟”的經驗表明，以生活便捷和高質量為前提，通過經濟發展模式、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，實現有助于減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設模式是實現低碳社會的載體單元。
在中國，一場以“低碳”為名義的新城市運動已如火如荼。
低碳新城胎動
搭上“低碳”列車，城市的響應熱度空前。繼世界自然基金會(WWF)正式啟動“中國低碳城市發展項目”，并將上海、保定列為首批試點城市后，北京、無錫、杭州、武漢等地紛紛聚焦于此。氣候組織也在中國啟動了促進城市低碳經濟發展項目，具體目標是3~5年內，在中國發展15~20個低碳城市，如德州、貴陽等，建立低碳生態城市網絡體系。
縱觀低碳城市建設路經，均強調技術、政策和公共治理手段并重。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示范作用，結合城市的實際情況，通過重點工程來帶動全面建設。以英國、日本等國家為例，其將交通、商業與公用建筑以及住宅能耗問題作為低碳城市的三大重點領域。
然而，同發達國家相異，我國的低碳城市建設應探索出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模式，尤其是各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、產業能耗問題不盡相同，在借鑒經驗的同時亦有所差別。例如，上海市著重發展節能建筑，通過對建筑的能源消耗進行調查、統計和分析，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，通過進行生態建筑發展的政策研究最終實現降低居民生活碳排放量;保定市則立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、新能源的綜合應用。
一直倡導“低碳營造、生態人居”的CIHAF中國之家項目總監康進指出，發展低碳城市應“因地制宜”。
此外，低碳城市的標準也亟待突破。今年3月，中國社科院公布了評估低碳城市的新標準體系為業內提供參考，此前國內還沒有官方發布的低碳經濟評估標準。據了解，該標準具體分為低碳生產力、低碳消費、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等四大類共12個相對指標。如果一個城市的低碳生產力指標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20%，即可被認定為“低碳”。
至此，發展低碳城市的理念已經深入城市管理者心中，標準體系也逐步完善，但是否萬事俱備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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